“自万年至于渭南，其驿六，其蔽曰华州，其关曰潼关。自华而北，其蔽曰同州，其关曰蒲津。……"大庆关是秦晋交通之咽喉，也是关中东北方的重要关塞。明中期之前的大庆关（俗称老大庆关），位于距今大荔县城38公里的黄河右岸今范家镇下辛村正东，宽阔6公里。现一段沉入黄河河底，一段位于山西境内。

古时，东方势力西侵，因为畏惧潼关的防守森严，大多自此过黄河进入关中。战国时,大庆关称临晋关。武帝元封六年，改称蒲津关，立设关官。其后或简称蒲关；或沿用临晋旧称。北宋大中祥符四年改名大庆关。

蒲津关地理位置

《西厢记》洛阳书生张生进长安赶考就途径此关。那时大庆关气魄雄伟、巍峨峻拔，关口黄河上架着一座浮桥，左右两根大铁索，两岸各四个几万斤重的大铁牛和铁人牵系着，浮桥就好像一条苍龙横卧在水面上。黄河之水流到此处，奔腾咆哮，浊浪排空。

初设关城战事连绵春秋时，大庆关所在地虽为秦晋交通之咽喉，但在黄河西岸并未设城关。公元前631年，秦穆公派孟明视从此渡河伐晋。孟明视从此渡河后将船全部烧毁，背水一战，大败晋军，史称济河焚舟。战国初魏文侯任命吴起为主将，攻克秦国河西地区，修筑临晋关于此。长久以来两岸并无桥梁，靠渡舟往来。昭襄王十五年，修建了临晋关最早的浮桥。

蒲津桥（新建）

西汉汉王二年（前205年），刘邦东出大庆关，攻克河内,俘虏了殷王邛。东汉建安十六年（211年），马超、韩遂据守潼关，曹操攻打潼关，久攻不克。于是，曹操从北绕道西渡大庆关据河西为营，进击马超，迫其溃退潼关。

北魏孝昌三年（527年），萧宝寅占据关中，长孙稚等奉命讨伐，谋士杨侃说：曹操不走潼关，而渡河攻取大庆关。是因潼关是险要之地，守御已经完备，无法所施其智勇，不如从北边绕道进攻，渡河而西，攻破大庆关，深入关中腹心之地，必置叛军于死地。他建议采用此策平叛。此后西魏文帝大统三年（537年）东魏也取此计，建造三道浮桥渡河攻击西魏。隋末，李渊父子能顺利引兵自太原而下攻取长安，也主要是由于大庆关守将的不战而降。

盛唐架桥天堑通途东魏高欢、西魏丞相宇文泰、隋文帝都在大庆关建造过浮桥，大庆关是沟通古时河北之交通要道。山西、河北乃至辽东一带物资均自此通过。《隋书》中说：隋文帝开皇年间，诸州调运物资，河之南从潼关调运，河之北从大庆关调运，输运长安。

到了唐玄宗开元盛世，国力强盛，经济繁荣，唐王朝又特别注重其山西发家之地，而旧的桥梁远不能满足需求。兵部尚书张说云：黄河上有三桥，蒲津桥是其中之一。而蒲津关是关中东北要冲之地，黄河东岸通行必经此道。旧的蒲津桥横亘百丈，桥下连接舰船千艘，船只用竹索链接。

开元盛世（现代创作）

但是竹索浮桥，不耐久，不坚固，每当春天冰雪消融，洪水塞川而下，就冲断桥索，破坏浮桥，阻断交通。这种现象每年都有。一旦出现中断，必定影响京师通行之路。对大庆关于沟通河北有着战略意义。

于是唐玄宗特颁诏书，任命兵部尚书张说总揽修建“秦晋通衢”蒲津桥。既而，天下能工巧匠皆汇聚于此。工程于开元九年（721年）开工，开元十二年告竣。唐时，黄河经此分两股，主流靠东，两流居中处有“中潬城”一座，而蒲津桥就架设于主流之上，跨度大约360米。

新修的蒲津桥，以耕牛为模本熔铁为地锚，黄河东西两岸各置四尊铁牛，牛座下再铸六根铁柱作为铁桩，牛旁各立一铁人，牛尾施铁索，以系浮桥。中间两座铁山，一根穿孔铁墩，当铁索束于铁轴，经铁山而绕于铁墩，横杠串入铁墩之孔，推杠而铁墩转动，就会抻拽横陈河上铁索或松或紧，以使浮桥平稳畅通。

八尊牛与铁人加上铁山、铁柱、铁链等分散的铁构件，其用铁总重量当一百三十万斤以上！用掉了当时全国产铁量的五分之四。人们称其为蒲津桥“横亘百丈，连舰千艘”，“链如游龙，势若长虹”，成为维系京畿及北方边关重镇的天堑通途。

大铁牛打捞上来以后，工作人员修复中

铁牛和铁人给人们留下了难忘的印象。宋人释普宁就称颂陕西铁牛，写诗言道：“骨格纯刚蹄角全，轩然鼻孔自辽天。不贪陕府栏边草，啃遍耕翻祖父田。”今日陕西大荔县朝邑镇范家，民国时期叫乌牛乡，乡属中有南乌牛村、北乌牛村，这些地名的来历，都是对铁牛的永恒纪念。

蒲津桥修建后，大庆关变得繁华起来。它虽然不大，但由于是秦晋商旅往来的交通要道，所以城里也很繁荣。街道两旁，商号林立，茶坊酒肆，秦楼楚馆，旅舍客栈，所俱齐备。虽然没有通都大邑那种纸醉金迷般弦歌曼舞的奢华，却不乏繁盛商城人物辐辏、熙熙攘攘的景象。《平民县志》有段这样的描述：“唐之蒲津桥渡，密迩而京师，昼则船樯林立，夜则灯火万点，其全盛景象概可想见。”

铁牛沉河怀丙捞牛北宋治平三年（1066），黄河水泛滥成灾，洪水冲击浮桥并，桥体冲断，大庆关漫于河中，后来又移置新的关渡于黄河西岸。大庆关四只铁牛被冲到下游的泥沙中。真定和尚怀丙应募打捞铁牛，他在两艘大船上装满泥沙，然后将船开到铁牛沉没的地方，让熟悉水性的人带了很结实的绳子，潜入水底，将绳子绑到铁牛上，绳子另一端栓在船上，怀丙和尚指挥众人把船上的泥沙铲入河中，河底的铁牛依靠大船和自身的浮力，逐渐离开河底悬在水中。人们奋力划船回到浮桥处，将铁牛拖回原处，使两岸的浮桥重新连接起来。

蒲津关遗址

怀丙打捞出三尊铁牛，周围人说打捞铁牛太简单了。怀丙生气地离开。人们按照怀丙的方法打捞剩下的一尊铁牛，但无论如何都打捞不上来，任由它沉入河底。但依靠剩下三尊铁牛，人们还是恢复了蒲津桥。

蒲桥被焚重修无果蒲津桥,唐朝人视为永不沉没的大河桥。其后经历了500年的风雨沧桑，最终还是消逝在了历史的惊涛骇浪之中。金代末年，蒙元与金朝在黄河岸边，发生历时八年战役，史称“蒙金拉锯战”。也就是在此期间，河东蒲州城及河西大庆关遭受重创，鹳雀楼遭焚，蒲津桥被烧。

元明之际，人们毫无节制地垦荒，导致生态环境极度恶化。那条被中华民族视为母亲河的黄河，由于上游大量的森林植被遭到破坏，于是再一次桀骜不驯起来。尤其黄河中游小北干流沿河一带历经了长达二百余年的水患侵扰。河床很不稳固。

明初，大将军徐达曾重造河桥攻打大庆关，再取陕西，但不久浮桥即被冲毁。有明一代先后四次重修蒲津桥，但每次重修不久，就被冲毁。想再次在蒲津关造桥就成为了梦想。秦晋间只有靠舟楫互通往来。

徐达剧照

至于蒲津桥剩下的铁牛，朝邑历代县志均没有铁牛图，但文字记载铁牛地锚已在明代中期就沙淤，渐次俱埋泥沙中，不见踪迹。而河东岸的蒲州，据清代乾隆版《蒲州府志》，绘有一幅“城西铁牛图”。按图所示，此时黄河像是西移已久的模样，而泥沙已淤至铁牛策牧者膝盖部位。西边不远处书有“大庆关”字迹的牌楼巍然屹立，其后不知何时东岸铁牛也都沉入泥沙之中。

1989年秋山西永济县蒲津桥东岸四尊铁牛清理出土，东岸遗物历1250余年，原貌依旧，与志书记载无异。因为老大庆关已位于山西境内，山西打算发掘西岸大庆关四尊铁牛。但是，由于千年铁牛沉埋泥沙日久，重见天日后即会出现风化现象。鉴于铁质文物保护仍是世界难题，国家文物局立即批示停止对大庆关四尊铁牛的勘探发掘，并做好已出土铁牛及附属文物的保护利用工作。

黄河摆动名关湮灭黄河自北向南，流经晋陕峡谷，由禹门口奔出，河床成了一片宽阔的河滩。由于枯汛交替，水流缓急不定，加上泥沙淤积，导致河床变化，使得河流主干周期性东西移摆。这一自然现象，当地流传着“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的民谚。

明宪宗成化年间（1465—1487年），黄河在大庆关以南偏西流，但大庆关修在河西。明隆庆四年（1570年），黄河大涨后，竟然西移到紧靠朝邑县城东，原来在河西岸的朝邑大庆关被隔绝在河东岸。大庆关关城就失去本身意义，于是重新在西岸修筑城关，另立新大庆关，恢复了河运往来。

新大庆关属官渡，也是当时重要渡口，闯王李自成曾于此渡河以亡明。清康熙三十七年（1698年）后，黄河岸因水患而“连岁崩徙，船只飘没无存，大庆关渡渐废，改为农渡。此后大庆关被称旧大庆关，因地缘关系，仍属陕西省管辖。

“隆庆改道”之后黄河西岸又逐渐形成一处集镇，称“新大庆关”。至清康熙时，新、旧大庆关已并称朝邑县东二镇。而原本设在旧大庆关的巡检司和税课局亦被移于新大庆关，后者同时又是朝邑县以东一处重要的黄河渡口，为当时东西往来于秦晋之间的通关要津所在。

晋陕两省虽长期以来以黄河为天然界河，但是黄河不停摆动，引发滩地之争，边界纠纷不断。陕西的飞地“旧大庆关”就成首当其冲之地，边界的实质是土地利益之争。两边的争纠，一般通过民间协商或诉讼方式加以解决，但也时常发生群体性械斗，乃至造成命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