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一世纪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将在未来展现出更加强强大、更有说服力的真理力量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曾系统地阐述过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他们一方面指出共产主义运动将成为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另一方面又批判了形形色色的伪社会主义——非科学的社会主义思潮。后者归纳起来可分为三类：第一类，是“反动的社会主义”。包括封建的社会主义、小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德国的或“真正的”社会主义等。《共产党宣言》指出，“在农民阶级远远超过人口半数的国家，……自然是用小资产阶级和小农的尺度去批判资产阶级制度的，是从小资产阶级的立场出发替工人说话的，这样就形成了小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共产党宣言》在指明它的反动性的同时也说明它是空想的，它在实践中是企图重新把现代的生产资料和交换手段，硬塞到“工业中的行会制度，农业中的宗法经济”中去。第二类，是“保守的或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包括种种博爱主义者、人道主义者、劳动阶级状况改善派以及其他各种小改良家。第三类，是“批判的空想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包括圣西门、傅立叶、欧文等人的体系，《共产党宣言》在谈到这类社会主义中一些产生于早期无产阶级运动的共产主义文献时指出：“无产阶级在普遍激动的时代、在推翻封建社会的时期直接实现自己阶级利益的最初尝试，都不可避免地遭到了失败，这是由于当时无产阶级本身还不够发展，由于无产阶级解放的物质条件还没有具备，这些条件只是资产阶级时代的产物。”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评论那些非科学的社会主义时指出，“倡导普遍的禁欲主义和粗陋的平均主义”，就其内容来说必然是反动的。回顾20世纪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历程，特别是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以来的社会主义实践，不过是让科学社会主义重新回归空想的过程，这是一种不折不扣的历史的“反动”。十月革命后，俄国曾一度想直接过渡到共产主义的生产与分配，结果引发了严重的经济危机、社会危机和政治危机，列宁提出新经济政策，要求俄国首先发展商品生产，提高劳动生产率，而且要教育广大农民学会从亚洲式做生意，转向欧洲式做生意，并表示对社会主义要重新思考。可惜在列宁去世以后不多几年，他的思考和主张遭到斯大林的否定。中国的情况与此大同小异，在中国革命开始后，曾多次出现“毕其功于一役”即将反对封建主义和反对资本主义这两大历史任务一次完成的急功近利的思想，后来在夺取政权建立了新中国之后，干脆无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现实状况，高举三面红旗展开大跃进，以求跑步进入共产主义。所以，我们有足够的理由怀疑当年的伟大领袖究竟是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至少他没有真正理解和认真对待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今天，又来到一个历史的转折关头。我们头顶的星空“共产主义”和“世界大同”的两面旗帜交相辉映，光焰无际。或许亨廷顿说的不无道理：最古老的也可能成为最新的。2500年前孔子的“天下为公，世界大同”理想与160年前马克思的共产主义学说，作为东西方文明的精髓在中国这块土地上合流，在表达人类理想上这二者可谓异曲同工、殊途同归；而中国既是“世界大同”思想的发源地，又是一个信仰马克思主义的创新型社会主义国家，在当今世界欧美和其他异质文明陷入不可调和的政治较量和暴力冲突的情况下，我们有理由扛起这两面大旗，带领人类走进世界大同的共产主义新时代。毋庸讳言，孔子的世界大同理想毕竟出现在2500年前，而且是对华夏民族原始社会的追忆，不可能不带有浪漫主义空想色彩，但它与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却有着高度的一致性。传统儒家理想中的大同社会具有以下特点：一、全民共有的社会制度。这个全民共有的社会制度包括权力共有和财富共有两方面，而首先具有决定意义的是权力的共有。二、选贤与能的管理体制。这个体制应该是既包括中央也包括地方。天下既然是天下人的天下，地方当然更是地方人的地方了。地方事务由地方民众选举贤能之士负责管理。三、讲信修睦的人际关系。信与睦是良好人际关系的核心，而“天下为公”才是建立良好人际关系的前提和基础。四、各得其所的社会保障。大同世界描绘的是人人敬老，人人爱幼，无处不均匀，无人不饱暖的理想社会。在这里，人们视他人父母如自己父母，视他人子女如自己子女。任何人都能得到社会的关怀，任何人都主动关心社会。男有室，女有家，社会和谐，百姓安堵。五、人人为公的社会道德。在这里，人们有高度的责任心，对社会财富十分珍惜，憎恶一切浪费现象，也反对任何自私自利的行为。六、各尽其力的劳动态度。在这里，劳动已经成了人们高度自觉而又十分习惯的活动。“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能劳不劳是可耻的，劳而不尽其力也是可耻的，劳动只为自己同样是可耻的。孔子构思的大同世界作为一种社会理想，可谓是思之深刻而虑之长远，除了所有制的问题提得不够明确外，与现代共产主义社会几乎没有什么差别，甚或有过之而无不及。孔子的大同理想与马克思的共产主义学说的不同之处亦可简要概括为三条：一是儒家政治重人格修养而不提倡阶级斗争。大同社会是通过民主选举德才兼备的人治理天下，大道之行天下为公，因而摒弃了战争与暴力。而马克思主义的核心理念之一就是阶级斗争和暴力革命。这可以说是马克思与孔夫子的最大区别。二是儒家学说强调节约，杜绝浪费。在物质方面，马克思讲的共产主义社会特征，强调的是“生产力高度发展”和“物质极大地丰富”，可他从来没有提到要反对浪费；而孔子在强调物质丰富的同时也把浪费看成是可耻的事情。人类的美德高于物质财富，即便在“生产力高度发达的条件”下，人类也不能毫无节制地消费。毕竟地球的资源是有限的，这表明孔子的大同社会更具合理性。三是儒家学说更重视人与人之间的和谐关系，而马克思的学说始终把物质放在首位。所以孔子更强调的是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大同世界的标志是人的精神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财富的充分涌流就不只是创造物质财富而且还要积累财富和提高道德水平，以期达成天人合一的理想境界。如此说来，孔子的大同社会比马克思的共产主义在文明程度上或许要更高出一个层次，这当然并不说明孔子这个人有多么高明，而是得益于东方文明的深厚底蕴。也正是基于这一点，我们要强调的是孔子的大同思想与暴力革命无缘。孔子注重“孝悌忠信，礼义廉耻”思想的道德伦理价值，是缘于中华民族追求人性善良的本真，即“良知、良心”，这才是中华民族所追求的高境界和真信仰。而中华文明得以源远流长的奥秘亦在于此，我国古圣先贤历来重视社会成员的道德教化，孔子说的“大道之行”就代表着一种精神光明的追求和天人合一的向往。“天下大同”是“和”的象征，而不是“斗”的产物。孔子说“四海之内皆兄弟也”，试看今日华人已经遍布世界各地，而孔子成了世界华人的精神寄托和灵魂家园的象征，天下华人在文化上同根同祖同源。推而广之，分布在世界各地，并和当地社会融为一体的华人将这一文明理念传播开来，“大同”便成为“仁”的最终归途。总结起来，孔子的道德理想就是：四海之内皆兄弟，人人平等，相亲相爱，天下为公。相应的共产主义则大异其趣。马克思和恩格斯不不屑于隐瞒自己的观点，在《共产党宣言》中公开宣布：共产主义的目的，只有用暴力推翻全部现存的社会制度才能达到。他们之所以钟情于暴力革命，是因为暴力革命是无产阶级推翻资产阶级，实现自己解放的重要方式。革命导师以教主的口吻煽动狂热的信徒们说：“让那些统治阶级在共产主义革命面前发抖吧。无产者在革命中失去的只是自己颈上的锁链，而他们所获得的将是整个世界！”严格地说，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并不包含阶级斗争学说和暴力革命思想。若将这两点删除，大同世界与共产主义就可达到高度契合。在新的时代要求和现实背景下，21世纪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儒家学说现代化即可珠联璧合、融为一体。也就是说，孔子的大同理想要在当今中国的文化复兴过程中成为现实，还必须经历一个”现代化”的环节：即用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加以改造、充实和完善。而这个过程同时也构成新一轮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我们要理解实现共产主义的历史必然性，就必须对儒家传统文化资源进行整合，并对我们所处的不断演变的世界环境进行再认识，通过认识世界的基本形态来预见大同世界的未来前景。简而言之，21世纪马克思和孔夫子在中国的相逢与融合，将翻开世界共产主义运动新的一页。创新的“世界大同”共产主义必须建立在如下基础之上：第一，            科技革命引领的产业革命是生产力发展的奠基石。进入21世纪，由于信息技术、生物工程、人体生命科学的发展，将出现人类历史上三次新的科技革命，以及由此引发现代中国正在经历的第三次产业革命。我非常赞同已故科学家钱学森的科学论断，他认为随之而来的可以预见的产业革命还有七次，象征着生产力水平的巨大提高。届时，不仅知识和技术密集型产业将成为创造社会物质财富的主要形式，而且将大大推进最终消灭人类历史上形成的三大差别（工农差别、城乡差别、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差别）的历史进程。第二，“世界社会”成为全球化的命运共同体。当今人类社会社会的一个特点是经济活动和社会交往已经一体化了，正如麦克卢汉在《理解媒介：人的延伸》一书中说：地球村的出现打破了传统的时空观念，整个世界的联系更为紧密，人类变得相互之间更加了解。随着互联网时代的到来，地球村概念越来越普遍地为世界人民所接受和认同。在经济、交通、通信、文化等日益一体化的基础上，世界的“政治一体化”就是必然趋势。“地球村”概念表现出人类向往和平世界的愿望，无论任何肤色，任何种族，人人平等，因为我们都是同一个村落的一分子。按照马克思主义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基本原理，世界大同当为时不远矣。第三，            世界大同共产主义通过社会革命而非阶级斗争来实现。所谓“社会革命”是指整个社会形态发生质的飞跃。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小农经济像汪洋大海，小农的平均主义思想根深蒂固，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等贵贱，均贫富”一直是农民起义最有激励作用的口号。自新中国建立以来，我们曾经历过了两次“社会革命”，第一次是毛泽东领导的兴无灭资运动，通过社会主义改造建立新型生产关系；第二次是邓小平发动的改革开放，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分三步走的全面小康计划。目前，我们正在经历的第三次“社会革命”，是习 近平领导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它将是一场以新的产业革命为先导，创造先进生产力，促进经济、政治、文化的全球化，最后实现天下为公、世界大同的中国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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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河之水天上来 奔流到海不复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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